汪曾祺的“悔不當(dāng)初”

魯迅經(jīng)?！罢Z不驚人死不休”，比如談到怎么做起小說來，他的講述就令人驚詫：主要因為那時（1918年）住在紹興會館，“要做論文罷，沒有參考書，要翻譯罷，沒有底本，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(zé)”。原來他被“金心異”即錢玄同（還有劉半農(nóng)、胡適等）一再勸說，終于決定給《新青年》寫稿，起初卻并未想到要創(chuàng)作小說，而是打算繼續(xù)十多年前在東京留學(xué)時的未竟之業(yè)，一是“做論文”（寫《文化偏至論》《摩羅詩力說》之類長篇大論），二是“翻譯”（1909年確實曾刊出《域外小說集》后續(xù)廣告），只因會館條件所限，這兩件事都不能像十多年前那么暢快地去做，“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(zé)”。（剩余2374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