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性、地域性與“聽讀”的博弈

——方言與當代文學創(chuàng)作的“當下性”

縱觀中國現(xiàn)當代文學，“方言寫作”現(xiàn)象不可忽視。從早期韓邦慶用吳語寫《海上花列傳》、魯迅用紹興方言寫《離婚》，到后來林斤瀾以溫州方言寫《矮凳橋風情》、金宇澄用滬語寫《繁花》，方言寫作未曾斷絕，并隨著《繁花》影視劇改編進一步興盛。然而，“方言”與當下的文學創(chuàng)作，特別是小說創(chuàng)作，如何構成有效的藝術生產(chǎn)力？

1949年，第一次文代會召開，洪子誠認為，此時的文學處于“一體化”特征，“這涉及作品的題材、主題、藝術風格，文學各文類在藝術方法上的趨同化的傾向”？譹？訛。（剩余3901字）